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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大光华副院长武常歧:创新不局限于科技创新

2019/11/22 16:58:41 我要评论

作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兼EMBA中心主任,武常歧曾经教过的学生中,不少是企业家,也曾经历过创业和创新。他对中国工业中的企业集团、乡镇企业的出口竞争能力、中外合资企业合同的结构,转型经济中的企业战略,企业兼并重组和产业结构调整等课题进行过专门的研究。

  近来,在一片“大众创业,万众创新”的呼声下,他也提出,创新是经济发展新的驱动力。

  《中国经营报》:所有人都在提创新,但是也同时诟病,在中国缺乏创新,尤其很多商业模式都是效仿美国等等。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?

  武常歧:发现或者发明一个新的东西是非常不容易的,而所谓创新,就是不断试错的过程。中国有些模仿,其实可以称作模仿式创新,算是后发先至。但是从整个世界来说,创新也有一个链条,有些人算是原始创新,但是更多的东西,是靠越来越多的人不断地去更新和完善。而且,严格来说,你很难去真正界定谁是原始创新者。当然,我们可以去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法,严格界定出创新和抄袭的界限,这样才能鼓励更多的人去创新。

  所谓创新的定义,其中要特别强调“有益于社会”。不是所有新的发明,都能对社会产生效益,或者能提高社会效率。所以,认定创新这个事情,还是要看,谁最终给社会带来了更大的效益。

  《中国经营报》:现在似乎创新的舆论氛围是有了,但是真正的创新环境具备了吗?比如在BAT已经三分天下之后,小公司是否还有生存空间?

  武常歧:过去分析产业都是用比较机械的方法,而现在更讲究分析企业的生态环境,我们可以套用达尔文的进化论来研究企业。在整个商业环境下,适者生存,商业链同样都是“大吃小”。但如果我们换一种心态去思考,就能理解这种状态是一种常态。

  大公司有强大的实力,组织架构完整严格,资金充足。但是并不一定能提供创新的最好空间。正是因为大公司组织严格,很多创新项目实践起来,尤其在不断试错的过程中,可能无法适应那些严格的规定。所以我们发现,很多大公司的做法,甚至是把组织内的人员请出去,并投资让他自己创业。等到他成立小公司并创业成功后,再收购回来,这就是所谓的生态。

  《中国经营报》:那么除了商业本身的竞争环境,外部还应该提供哪些环境更有利于创新?

  武常歧:其实国内的整体环境还不完善,比如制度环境、法律环境及契约精神等。其中制度环境制约很大,与其说要创造怎样的环境,不如说政府尽量什么都别做,也就是尽量别管。

  以科技为例。每年我们国家财政都会大量拨款,支持科学家的研发项目。但是研发成功后却无法商业化。因为研究成果属于国家的,商业开发很容易陷入国有资产流失的官司中。去年,政府提议拟定“科技成果转化法”,即未来会将款项拨给大学,再由大学分配给科研项目。科研项目如果商业化,大学根据情况占有一定比例的股份,以规避上述的法律问题。但很可惜,一年多后的今天,这个法案依然没有出台。

  《中国经营报》:所谓“万众创新”,如果所有人都去创新,进而不断的试错,会不会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?

  武常歧:创新不一定就是创业。创新存在于各个方面,比如技术创新、制度创新、组织形式创新,甚至旧技术新用。以富士胶卷为例,当初研发出防止胶片变黄的抗氧化技术,在胶片时代过去后,便思考将这种抗氧化技术用在护肤品上,这也是一种创新。


  其实,关于社会资源分配,是经济学研究的问题,也就是我们常提到的,经济变化有没有最佳的速度的问题。企业对于产品更新迭代是一种创造性毁灭,因为竞争会使他们陷入“囚徒困境”。而经济学家需要思考,产品更新速度的合理性,进而通过政府实现加速或刹车。

 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,政府可以通过政策进行调配,建立协同资源。但是现在全球化时代,这种调节就变得复杂,可能需要通过行业自行进行。

  从另一个层面说,创新和创业到底是应该大众还是小众,这也是需要研究的问题。比如,一个教授和一万个从大学辍学的人相比,哪一部分创业对资源的浪费更大?教授的成功率高,但是一万个人里出一个创业成功的人,概率也很大。那么哪一种对资源的配置最有力?现在的成功学常常用比尔·盖茨来例证不上大学依然可以获得巨大成功,但这只是个例。经济学家需要透过一系列的指标去评估创业的效果和成本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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